伴随火之操作而来的是火之保存，前面已经提到北京人已懂得如何保存火种。人们发现，想要获得一个稳定的光源，仅靠篝火是不行的，必须有个种便于携带、且能防风的、并纳于器皿的设置。于是“赋予火以空间”这一功利意向，已设入了原始人的遗传密码中。
　　如果以纯功利用途的角度来看，那在170万年前的第一堆篝火，便是我们初民的第一盏人工光源——“灯”了。然而借助器皿加燃料来用火照明，当始于丝织业从农业、畜牧业中的分离。故有人戏说：灯的发明者乃是一名妇女，且她在众姐妹中最勤劳，到晚间也不辍劳作，她又最体贴人，为了不扰搅同拌的睡眠，她必然要想到把火集束于一点。当然这种假说是毫无根据、不可考证的。然而，为了防风，为了便于移挪，而给火一定的空间，必定是灯产生的功利诱因了。这里有一个考古发掘的遗迹值得我们认真地回味：1987年和1988年，在宁夏的海源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8座窑洞式的房址。在其中一个房址的门洞两侧、居室和套室内，在高出居住面5~130厘米之间的窑壁上，共有50处火苗状烧土，其中有26处密集分布的居室西壁上，烧土下端居中有一个圆形小孔，小孔内周壁呈灰色，考古学家们经过认真研究推考认为这些小孔可称为灯孔，向灯孔内插入油松枝条，即可照明，这很可能是原始人最初有意识为了照明而留下痕迹，类似壁灯的功用，这种灯孔照示灯的鼻祖的初始形态。

　　火的空间化——灯的产生，昭示着人类新运动的到来。这是技术理性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各生产部门都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弓箭的发、铁器的使用、水稻的发明，人在“人化”自然的进程中，达到了一个高峰。灯，以空间的形式将火固着、延长于时间的序列；使火器具化于先民的生活秩序中。
　　值得注意的是，传说周穆王“设常生之灯可以自照”，“又列番膏之烛”和有“凤脑之灯”。对这种传说，我们无法加以证实，近来有人推测，我国古代灯具的发明甚早，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原始社会部分中的那件浙江吴兴丘城出土的陶，是一盏迄今发现最早的陶灯，但这种推测难以确认。我们认为，我国最早的灯，可能同陶豆这样的盛食器皿分不开。火的空间化、器具化，进一步使火内化为人自身的技能，这在客观上标示了人类对火这一自然力的崇敬、依赖的懈驰与怠慢，人们的注意力由以从火转移到把火固着、围罩的窨外形上来。火的物质型象逐渐消隐下去，代之以容纳火的外形的精神形象，人类从火的功利阶段迈入了审美阶段。在功利诱因下源起的灯文化从其一开始便具备了反功利的气质。
　　逐渐地，人们并不满足于只是关心如何设计罩火器皿的外形，而开始关心起器皿的质料、题材、内容所象征的意义。人类思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灯成为人类意愿的载体，成为传达人类隐秘情感的外化形式——这是意义的阶段。于是，罩火器具成为人的审美意向和情感欲愿施展、释放的一个场所，人类设置了空间，使光的外在自由受到局限；同时，又正是这空间，使光的内在自由得到凝炼与升华，这是远远超越了空间本身，空间对空间的超越，使灯，在时间的座标系中获得了永恒的美之理念与想象之维度。

　　灯，承载着人类的光明、求索之梦替人类把心声传扬、讲诉。灯，籍借着母性的、唯美的喉音替人类把光明和温暖作温柔的召唤。灯的空间化、器具化，使火之意象更为深刻，更为神圣了。
　　我国究竟何时开始使用灯来照明？从战国的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表明：我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和使用了灯。《楚辞。招魂》有云：“兰膏明烛，华镫错些。”“镫”通“登”，这说明战国时已有了“灯”。“镫”字由“金”和“登”组成，因此，我们可以说，从战国时起，灯就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用具中不可或缺的照明工具。战国时期的灯以青铜质料为主，另有少量陶灯。这标示着人类利用自然已达到的相当高的水平。